那个已在九泉之下的、名叫胡语哉的老师，我该如何祭奠他呢？

被我尊为师长，并且永远受我敬爱的老师，恐怕莫过于他了吧？

他并未教过我一堂课！

我是因为阅读陆蠡翻译的《罗亭》，为两个生僻的异体字请教他而结识他的。

他是老北大学生，青年时代听过鲁迅、周作人、丁西林、范文澜和许寿裳的课。

抗日战争时期随北平大学流亡到我的故乡。

他是河北人，中年丧妻。

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孤身一人生活。

他瘦，无须，一张老太婆似的瘪嘴，患白内障，但不严重，说话吞吞吐吐。

听过他课的人说，他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太清楚。

但在那个年代，在我接触的教师里，唯有他对学生没有戒心。

我的一星半点知识，有许多是他教授的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甚至不听别的老师的课，而听他在宿舍里讲给我一点古文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文学。

有许多个夜晚，我便是在他那里消磨掉的。

他有很多藏书，但太吝于借人。

我几乎难以从他那里借走一本书，能够借走的，也无非是当时市面上颇为“走红”

的“革命现实主义”

之类。

我非常羡慕他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、纸色已经发黄的厚厚的《辞源》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厚厚的《辞海》，但也只能是在他的宿舍里翻看。

孤身生活，使他学会了照料自己。

他经常在煤油炉子上热一点学校食堂买来的熟食。

倘若改善生活，就开一听肉食罐头。

每逢我拜访他而他恰好想改善一下生活时，就说：“麻烦你帮我开一个罐头。”

然而诸如提水、提煤之类比较下力的事情，他从来不求助于人。

就是这么一个老头，当我在哨卡写信给他，诉说文化的缺乏之后，竟收到他寄给我的一小捆书。

在此之前，我收到过和我同年入伍、补充到千里之遥的吐鲁番的一位朋友寄来的《艰难时世》和《雅典的泰门》。

朋友之谊，当在分内。

胡语哉老师寄来的却是时兴的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之类。

这正符合他的秉性。

尽管如此，仍然使我特别感动。

他的信不外乎是鼓励我“锻炼成长”

之类。

在孤寂的雪谷，这位孤独的老人竟然体会到我的寂寞，其心之拳拳，其意之殷殷，是我在任何一位老师那里没有感受过的。

当我陶醉、厌烦、诅咒和依恋哨卡孤寂的生活时，那几本厚如砖石的书，一直是藏于我枕下的珍品。

１９９４年５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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