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年，我们把彼此弄丢了

台北的梅雨已经连着下了一个礼拜，安和路这间三十坪的高级公寓，窗外的天色从早到晚都是同一种灰。

沈以晴早上起床的时候，雨水正顺着落地窗往下爬，留下一道道扭曲的水痕。

她坐在床沿，看着身边已经空了的位置，床单上还有纪修言起床时留下的皱褶，却已经没有温度。

结婚第七年，他们的作息像是两条平行的捷运路线，准时、规律，却永远不会交会。

她曾经是赤峰街那间独立书店的主理人。

那时候的她每天穿着亚麻衬衫，站在木头书架之间为客人推荐诗集，指尖沾着纸张的气味，眼睛里有光。

现在她是自由撰稿人，名片上的头衔听起来自由，实际上是整天对着笔电，在这个安静得只剩下除湿机运转声的客厅里，等待灵感跟丈夫回家。

她打开空白的文件，一个字也敲不出来，游标在黑暗的萤幕上闪烁，像是在嘲笑她。

三十三岁的她，齐肩的雾棕微卷长发已经两天没有好好整理，米白色的针织洋装松松地挂在清瘦的锁骨上，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温柔却疲倦的女人，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书架最高层、很久没有人翻阅的书。

晚上十一点半，纪修言还没有回来。

沈以晴受不了屋子里那种被白开水泡胀的沉默，拿起雨伞走进巷口的便利商店。

自动门叮咚一声，冷气混着关东煮的味道扑过来。

她站在啤酒柜前，挑了一罐最便宜的金牌啤酒，指尖碰到冰凉的罐身时，忍不住轻轻颤了一下。

结帐的店员头也不抬，她却在等待结帐的几秒钟里，忽然很想哭。

走回公寓的路上，雨已经小了，她没有撑伞，任由细细的雨丝落在发梢上，台北的夜色被路灯染成橘黄色，潮湿的柏油路面映着招牌的倒影，她觉得自己好像被这座城市忘记了。

同一时间，纪修言还在信义区的建筑事务所里对着蓝图。

三十六岁的他，习惯穿深灰色的衬衫，袖口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，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电脑而发酸。

专案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九点，业主不断修改立面材料，工地那边又传来钢筋数量对不上的讯息。

...